1月6日，刺骨的寒风吹得人脸疼，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的老何独自一人站在西安钟鼓楼广场上，胸前挂着一个“卖小孩”的牌子。老何说，他这样做只是希望能为保育院的残疾孩子们赢得一些希望。老何是原耀县(现耀州区)保育院的法人代表及院长，2000年保育院的地被某单位征用，保育院没了，按规定应给他的赔偿款却至今无法兑现。（1月7日《华商报》）

    几年来，为了让那些残障孤儿有一个依靠，老何几乎每天都奔波在铜川与西安的相关单位之间，可跑来跑去，最后还是一分钱都没要到，孩子们每天靠乞讨果腹。老何无疑是值得尊敬的：在一些政府部门的乱作为不作为面前，他只得拿出卖小孩的下策，以引起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关注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社会福利院卖小孩并非新闻。去年年底，湖南祁东县公安局就曾破获一起特大贩卖人口案，27名涉案者，绝大多数竟是该省各地的社会福利院负责人及相关人员。这些婴儿，大多是社会福利院从人贩子那里以800元买入后，以3万元转售到长沙、郴州、株洲、广西、广州等地。而这样的生意已经做了好几年。

    其实，不论是社会福利院贩卖人口为谋取私利，还是保育院长卖小孩以赢得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关注，都指向了同一个症结所在：我国不完善的福利法律体系。

    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，福利院应该享受的权利往往难以得到保障，一些地方政府对福利院是想开就开、想关就关，而福利院往往只是政绩的一个筹码，极易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；同时，福利院自身责任的不明确，老人、残疾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常常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待遇，其正当权益容易受到侵害；而对福利院监管的缺位，则导致福利院贪污腐败、甚至买卖人口的现象出现。

    原耀县(现耀州区)保育院的地被征用了，残疾孩子们流离失所，当地政府部门都说没有责任。那么，到底谁有责任呢？首先，地应不应该被征用，决策规划部门有没有责任？赔偿款至今无法兑现，相关主管部门有没有责任？这些残疾孩子们5年来无法安置，民政部门有没有责任？如果要问责，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    我们常常悲壮地看到：一个无法温饱的农民，本该获得民政部门的救济，却只能沿街乞讨；一个救人致残的英雄，本该得到有关部门永远的照顾，却只能求助于街头……现在，一个让残有所助的保育院被政府征用了，一个本应得到赔偿款的院长沦为了讨薪民工，一群本该由社会保障的残疾孩子却要靠私力救济，这怎不让人感到羞愧与无奈。

    良心的底线不能一再被挑战。老何无疑是有良心的，5年来，他没有将残疾孩子们抛弃，用自己微弱的一己之力在为孩子们争取利益。但老何又是悲凉的，因为无法养活这些残疾孩子，他只能让这些孩子乞讨。这无疑是让人担忧的：在去年年底，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(六)草案中，组织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乞讨的最高判7年。当良心的底线一再被挑战时，它将可能突破法律的底线，导致更大的社会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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